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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西安事变前共产党高超的思想政治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主主张。1933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共产党的宣传和思想教育,一方面唤起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集团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的政策暴露无遗,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启发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丢了东三省,并为此替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但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一直找机会瓦解东北军。中共对张学良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争取工作,派出刘鼎、李克农、周恩来等人对张学良进行说理工作。刘鼎对蒋介石和抗战进行中肯的分析,使张学良坚定了联共的决心,推心置腹地给张学良分析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回答张学良的疑问,并分析当时东北军面临的处境和将来的出路。并对张学良说,东北军联合红军抗日,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和全国解放以后,张学良和他率领的东北军还可功勋载诸史册。张学良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又重视名誉的人,这种推心置腹、细致入微的思想教育为张学良最终决定联共抗日并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赞同,对蒋介石逼着自己和十七路军“剿共”也很不情愿。中国共产党通过进步人士杜斌丞积极和杨虎城接触,做杨虎城的思想政治工作。杜斌丞不但为杨虎城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分析当时的时局,还成了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员”。对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共产党员魏野畴对杨虎城的思想教育和帮助也很大,在长期交往中,魏野畴详细地向杨虎城讲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政治形势,并诚恳地指出杨虎城屡次失败的原因所在。中国共产党对杨虎城不懈的努力争取和细致入微的理论宣传与思想教育工作,打消了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疑虑和误解,坚定了杨虎城走联共抗日道路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做了出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东北军广大爱国官兵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因此,打回东北老家去,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他们的强烈愿望。我军给东北军以重创的直罗镇战役一结束,我党就开始加紧对东北军进行团结抗日的思想宣传教育工作。1935年11月,毛泽东亲自给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写信,晓之以民族大义,说服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联合署名发表《致东北军将士书》,郑重申明党的抗日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任何抗日武装力量联合抗日,并愿意同东北军全体官兵首先停战议和,团结一致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坚决收复失地。对于被俘的官兵优待他们,给他们耐心讲解联合抗日救国的道理。党和红军甚至通过成功的思想说服教育,把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争取到了联合抗日的立场上来,使高福源主动要求回去做张学良的思想工作,张学良也听取了高福源的劝说,此后我党从张学良那里收到了团结抗日的回报。(赵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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